2014年8月1日星期五

深廚餘垃圾分類進入實質性階段 明年開展相關立法

深廚餘垃圾分類進入實質性階段 明年開展相關立法

深廚餘垃圾分類進入實質性階段 明年開展相關立法


8月2日,深圳市城管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廚餘垃圾分類進入實質性階段,全市500個垃圾減量分類示范單位正式啟動。而早在2000年6月,建設部就確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為全國8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但因種種原因,試點多以失敗而告終,過去10年,對包括深圳在內的8個試點城市來說,是失去的10年。市人大代表楊勤告訴晶報記者,在失去的10年裡,與內地幾乎同時起步的臺灣和香港,卻在城市垃圾分類上搞得風生水起,深圳重啟垃圾分類,必須以失去的10年為鏡,以科學嚴謹的態度找出失敗原因,並勇於糾正,才可避免在同一道坎上再次跌跤。
  
  前10年垃圾分類試點未成功探源
  
  一個環保義工的出走
  
  汽車沿著紅荔路西行,坐在副駕駛位置的市義工聯環保組長黃幸達,指著路邊的垃圾箱說:你看,前些年搞垃圾分類時裝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雙垃圾桶,現在都變成單桶瞭,福田區垃圾分類又回到起點瞭。
  
  在黃幸達的記憶中,2000年6月,建設部確定深圳等全國8個城市為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後,2003年10月,國傢出臺瞭《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標志》。根據國傢制定的統一標志,生活垃圾被重新劃分為三類,分別是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深圳啟動瞭垃圾分類試點。
  
  2001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日,義工聯環保組與東門天虹商場聯合舉辦瞭第一場垃圾分類大型宣傳活動,此後共進入208個社區進行垃圾分類宣傳活動近600場。2004年4月至9月進入四季花城和蓮花北兩個社區進行垃圾分類試點。當時的感覺是小區居民對垃圾分類不瞭解,不知從何著手;小區也沒有分類設施。他說,後來好不容易聯絡有關方面把設施搞好瞭,居民把垃圾分類瞭,環衛工人收集時又把垃圾倒在一起,引起居民反感。
  
  各類民間環保組織對介入垃圾分類熱情很高,但感覺政府職能部門對此反應漠然,在宣傳、投入、相應支持等方面都不到位,使環保組織的活動難以為繼。曾在2007年深入彩田、蓮花北等社區進行垃圾分類活動的環保組織綠色珠江創始人王華禮告訴記者,在深圳前10多年的垃圾分類試點活動中,相關部門虎頭蛇尾,沒有真正行動起來,所以也不可能重視民間組織的力量,職能部門不重視,環保組織行動起來單槍匹馬,步履維艱。
  
  宋治良,市義工聯環保組義工,2000年從老傢山西來深,長期從事環保工作,曾獲2007年度南粵十大環保衛士稱號。2009年4月,我去蓮花北附近的一個社區聯系垃圾分類的事,物管處說要環保、環衛等部門的證明,跑去開證明,說讓我自己解決,沒人理。宋治良說,後來好不容易找關系跟物管處說通瞭,但又說搞分類增加瞭環衛工人的工作量,要我個人給環衛工補錢,你說這叫啥道理,最後隻好放棄。
  
  2010年3月,宋治良根據個人多年實踐和調研,撰寫瞭一份《城市垃圾分類回收處理示范方案》。我拿著方案去找環保部門,希望他們協調各社區按我的方案進行垃圾分類回收處理,但沒人理睬。宋治良說,又去找城管部門和義工聯協調也遭瞭冷臉,他就直接跑到幾個社區去跟管理處推銷自己的方案,但管理處都說,按你的方案要增加清潔工的工作量,隻要你給清潔工發補貼,就按你的方案辦。後來,他又設計瞭一種垃圾分類桶,去找深圳垃圾桶的生產廠傢,希望能給他制作一個樣品進行展示推廣,結果沒一傢願意。
  
  2011年,心灰意冷的宋治良離開深圳,返回山西老傢,在太原開瞭一傢小飲食店,在店外按自己的構想,搞起來垃圾分類回收箱,一時成為媒體關註焦點。
  
  也許宋治良設計的垃圾分類處理方案及理念不盡科學,但從他遭到冷遇的側面,可以看到深圳相關職能部門在垃圾分類上,對民間組織的漠視。綠色珠江創始人王華禮說,而在國外,民間組織常常是推行垃圾分類的主力。
  
  末端環節缺失的背後
  
  作為深圳市最大的居民小區之一,梅林一村從1998年第一期入夥以後,就開始實行垃圾分類管理,投資148萬元建成全市首個垃圾分選站。但很快遭遇到兩大瓶頸,一是垃圾分類後,收集後又混合處理,影響居民積極性;二是垃圾處理硬件設施建設資金短缺。
  
  垃圾分類後又混合處理,反映瞭深圳在垃圾末端處理上的缺失。市人大代表楊勤告訴記者,中國絕大多數城市對垃圾末端處置就是簡易的堆放和填埋,沒有建立完整的系統化處置體系,深圳也不例外。相關信息顯示,截至目前,深圳的垃圾處理還是60%靠填埋。如果末端處置是簡單填埋,市民垃圾分類做得再完美,每當看到垃圾車將不同垃圾桶的垃圾倒在一起的時候,肯定沒興趣再搞下去。
  
  很顯然,10年前的深圳垃圾分類試點隻是一場‘秀’,找幾個社區試點,擺幾個垃圾桶,但最重要的末端處理環節根本沒行動,註定瞭搞不下去。楊勤說,垃圾分類包括分類收集、垃圾分揀、分類利用和分類處置等多方面,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會導致整個系統的失敗,而末端處置的方式和水平是決定性的。而末端處理需要相關配套設施建設,比如有害垃圾的處理設備、焚燒廠、再生資源處理等,都需要大筆資金投入,事實證明深圳當時在這方面根本沒動作。還有社區的一些基礎設備,比如梅林一村需要的垃圾轉運電瓶車改裝、垃圾中轉站技術升級等所需資金,都是物業處無法承受的,必須由政府埋單。
  
  萬科物業在深圳最早推行社區有害垃圾收集,但由於相關企業處理有害垃圾成本較高,而政府的補貼又不到位,企業根本不願來收集有害垃圾,使萬科物業陷入尷尬境地,有許多小區進行廢舊電池收集,也遭遇類似情況。楊勤說,據我所知,還有一些企業,打著環保的名號,從政府套取補貼,一旦錢到手,根本不從事環保事項,而是用作他途。
  
  市人大內司委委員吳立民則認為,前10多年垃圾分類試點的失敗,關鍵一個因素是多頭管理,因其涉及到市區兩級政府及宣傳、教育、發改、人居委、科工信貿、城管、財委等10多個部門和單位,人人有責的結果是人人都不負責,最終使當年的分類試點流於形式。
  
  從全方位看,垃圾分類其實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監督體系、獎懲體系及政策法規體系等軟件,還有垃圾分類源頭、中端轉運和末端處理的各種設施等硬件,用這些元素去審視過去10多年垃圾分類試點情況,就不難明白我們為什麼失去瞭10年的大好時光。楊勤感嘆,在內地及深圳失去的10年裡,與大陸幾乎同時起步的臺灣和香港,卻在城市垃圾分類上搞得風生水起,遠遠走在我們前邊,發人深思。現在深圳重啟垃圾分類,要想不走或少走彎路,無妨每天都照照‘失去的10年’這面鏡子。
  
  深圳如何真正實現垃圾分類?
  
  發揮民間組織力量
  
  據瞭解,在大陸垃圾分類失去的10年裡,臺灣在這方面的工作卻有聲有色。
  
  臺灣是在民間組織的推動下搞上去的。王華禮告訴記者,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初,臺灣地區的佛教慈善團體慈濟基金,首先倡導並推進垃圾分類,後來主婦聯盟等其他民間團體紛紛加入。到瞭2000年左右,臺灣地方政府看到民間組織把垃圾分類搞得有聲有色,就開始介入,一是向民間組織提供一定的經費補貼(相當於我們的購買服務),另一方面是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配套。
  
  慈濟基金深圳分會負責人葉碧峰師姐(該組織負責人一律以師兄師姐相稱),向記者講述瞭這樣一個故事:1990年8月23日夜,慈濟基金創始人證嚴法師在臺中一夜市附近為當地民眾演講,夜市收攤後街上留下大量垃圾。演講精彩處,見大傢用雙手熱烈鼓掌,證嚴法師便說:請大傢把鼓掌的雙手,用在撿垃圾、掃街道、做資源回收,讓我們這片土地變成凈土;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在場的人便紛紛動手,把夜市垃圾撿得幹幹凈凈。會場有一位女孩楊順苓,因受法師的感召,在會後一個月,到處撿拾資源回收物,並將資源變賣所得善款以慈濟人的名義捐出。用鼓掌的雙手搞環保成為臺灣流行語,而那個夜晚,則被視為慈濟環保事業的開端。
  
  葉師姐介紹,後來政府介入垃圾分類後,就是按照慈濟的做法,制定瞭垃圾分類的實施辦法及相關配套法律法規。比如,我們將垃圾分裝成多少個袋子,政府派來的收集運送車輛上,也就掛上瞭多少袋子。
  
  2007年12月,王華禮等12位大陸民間環保人士,受邀赴臺考察垃圾分類。我當時最大的感受是,臺灣地區垃圾分類成功的關鍵,就在於政府很好地借助、鼓勵和發揮瞭民間組織的力量。王華禮介紹,以慈濟基金為例,其在全臺建立瞭5200多傢環保站,環保站的首要功能是垃圾的回收、分類與循環利用。如我們參觀的八德環保站,舊貨超市每個月的收入達到100萬臺幣。利用資源回收賺來的錢,慈濟創辦瞭大愛電視臺,在國際國內進行賑災,汶川大地震後,慈濟除瞭捐款捐物,還在什邡修建瞭幾所學校,最近還在災區建起瞭一座可回收資源處理廠。環保站的第二大功能是環保教育,除瞭持久性深入社區、學校宣傳垃圾分類外,還發動社區傢庭主婦、退休人員投身環保事業。目前慈濟的環保志工達到8萬人,涉及各個層次。白天在環保站的大多數是退休的老人,而在夜晚環保的時間,主力則是下班後的中青年,主要從事裝卸車、開卡車等比較繁重的工作。
  
  王華禮介紹,臺灣地區最值得我們借鑒的,還是其理念——環保精致化,清凈在源頭,垃圾不落地。比如慈濟,把垃圾分得很細,約有10大類,叫做瓶(塑料瓶)瓶(玻璃瓶)罐(鋁罐)罐(鐵罐)紙(廢紙)電(電池)一(舊衣服)三(傢電、電腦、通訊器材)五(五金)七(其他)。舉個例子,我們許多人常常將各種飲料、飲水(塑料)瓶,與剩飯剩菜放在一個袋子裡丟到垃圾箱,這樣,本來可回收處理的瓶子就因污染而無法回收利用瞭。反過來,你將這些瓶子從一開始就單獨放在一個袋子,使它保持清潔,那麼其就可以直接進行再生加工利用。王華禮告訴記者,美國和日本的回收塑料瓶大多賣給瞭中國,就是因為人傢在源頭上處理幹凈瞭,反過來我們每天產生的不計其數的塑料瓶,卻因為源頭污染而無法回收處理。
  
  搞好垃圾分類源頭處理,通過回收和再生利用,可以使垃圾總量減少60%以上。王華禮告訴記者,臺灣地區在各處修建垃圾焚燒爐時,曾遭到居民強烈反對,但由於源頭凈化搞得好,垃圾總量大幅減少,焚燒爐吃不飽,隻好把以前填埋的垃圾挖出來焚燒,現在已幾乎再無垃圾可燒瞭。
  
  在8月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市城管局環境衛生管理處處長吳學龍表示,本次垃圾分類,將註意借鑒一些外來先進經驗和好的做法,比如臺北的垃圾不落地政策,不僅在樓層取消瞭垃圾桶,甚至連小區、街巷裡都不見垃圾桶的影子。政府部門要求居民在規定地點、規定時間提著垃圾袋等候垃圾車,不僅減少瞭垃圾分類的成本投入,也降低人工等費用,值得深圳借鑒。
  
  垃圾分類需從娃娃抓起
  
  采訪中,一位環衛處專傢感嘆,深圳推行垃圾分類的一大障礙是民眾素質低,推行困難。王華禮則認為,這種說法反映瞭職能部門想一口吃個胖子的浮躁心態,日本、美歐等發達國傢推進垃圾分類都用瞭數十年時間,我們也別想一步登天。引導市民接受垃圾分類,靠政府發文件,靠媒體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報道,都是短期行為。長期而有效的辦法,應是鼓勵民間組織像慈濟那樣紮根社區,不僅自己宣傳和從事垃圾分類,也要引導居民加入,如果垃圾分類成為社區居民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成功就離我們不遠瞭。王華禮表示,深圳不少民間環保組織都有投身垃圾分類的強烈願望,但又不具備慈濟那樣強大的組織和資金自理功能,所以必須有政府的經費扶持。
  
  就如同足球要從娃娃抓起一樣,垃圾分類也需要從娃娃抓起,但現實情況是,多數學校在升學率和提高成績的壓力下,把環保宣傳當成應景和做秀,並不願真正投入精力。王華禮說,綠色珠江和其他環保組織多次想深入學校進行垃圾分類宣傳,多被學校以教務繁忙婉拒。我覺得這點是政府下一步推進垃圾分類宣傳工作所必須正視的問題。
  
  王華禮認為,深圳重啟垃圾分類必須在理念上有質的提升。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僅將垃圾分類視為環保行為,而應與城市文明建設和人文素質的提高聯系起來,如果一個城市能做到大傢都不亂丟垃圾,那麼其文明素養必將提升到一個可喜的高度。王華禮說,還有在源頭凈化上,可以把視野放得更寬些,比如一個數據顯示,我國每年光大學生浪費的糧食,就可以養活1000萬人口,這是什麼概念,好多小國都還沒有1000萬人口呢。那麼我們可不可以把垃圾分類的源頭凈化處理,提前到節約糧食減少浪費的階段?如果每個人都能從節約一粒米做起,那我們的餐廚垃圾該減量多少呢?
  
  慈濟基金深圳分會負責人葉碧峰師姐告訴記者,佛教教義中的戒,就是讓人養成好習慣的意思。我們引導民眾進行垃圾分類,其實就是要民眾養成環保的好習慣,養成好習慣可不是三天兩天的事,不能急,要有平常心。葉師姐說,如果我們能夠引導民眾把從事環保和垃圾分類當成一種修行,可能效果會更好些。慈濟深圳現在正在幾個社區進行垃圾分類試點,但願有一天,大傢都能把垃圾分類當成個人修行。
  
  呼喚出臺強制性法規
  
  日前,記者隨市義工聯環保組組長黃幸達來到西麗塘朗雅苑社區。據黃幸達介紹,這裡是深圳重啟垃圾分類的試點之一,也是義工聯環保組垃圾分類試點活動區。在小區居民樓下,擺放著可回收垃圾、餐廚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字樣的4個垃圾桶,顏色各不相同。小區內到處可見與垃圾分類相關的宣傳內容。
  
  承擔本小區垃圾分類工作的華力成環保公司總經理林澤瀚介紹,公司定位為城市生活垃圾高效處理運營商,從去年4月起承擔該小區垃圾分類試點任務,預計推廣營運時間為3年。記者在小區地下車庫看到,這裡分別安裝著一臺幹垃圾處理設備和一臺濕垃圾處理設備,小區的可回收垃圾不用出樓,在兩臺設備上就可變為顆粒狀有機肥,現場聞不到明顯垃圾餘味。不過林澤瀚告訴記者,這種垃圾處理的方式成本較高,一年多來公司都在虧本營運,政府的相關補貼尚在商談,還沒到位,他很焦心。
  
  塘朗雅苑垃圾分類的補貼問題,說到底是個利益平衡的問題。市人大代表楊勤表示,垃圾分類牽扯著一個環環相扣的利益鏈,比如上遊的可回收垃圾處理利益分配,末端處理上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焚燒發電等等,政府職能部門必須盡量做到各個環節利益的平衡,比如一些企業實實在在為垃圾分類做事,那該補貼的一定不能少,且要及時,避免挫傷積極性,另一方面,必須嚴防那些假垃圾分類之名套取政府補貼的企業,不讓納稅人的錢白白流失。
  
  記者瞭解到,市城管局在去年5月就啟動瞭垃圾分類前期準備工作,在金色傢園、塘朗雅苑、金湖酒樓等三個單位試水廚餘垃圾分類,今年對國內外的城市垃圾分類情況進行瞭系統調研,明年還將開展相關立法。
  
  楊勤認為,立法涉及到獎與懲的問題,在全社會都還未養成垃圾分類習慣的情況下,應加強相關法規的強制性和處罰力度,可以對相關情況舉行聽證會,廣泛聽取社會各方意見。在加拿大、美國、我國臺灣地區,都對垃圾分類制定瞭較嚴的處罰制度,比如臺灣地區,不分類的,在收運時是拒收的,甚至要被處罰1200元到6000元新臺幣。
  
  記者瞭解到,為瞭加強垃圾分類末端處理能力,城管部門將增建羅湖、福田、寶安、龍崗、坪山新區、城市生物質綜合利用等6座餐廚垃圾處理廠,力爭2014年12月底前投入運營。
  
  但王華禮認為,增強垃圾分類末端處理設施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需註意二次污染給環境和市民健康帶來危害,所以相關設計及設備應該高端。楊勤表示,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平湖垃圾焚燒發電廠,距輔城坳社區隻有300多米,據當地反應,從2005年垃圾焚燒場投產以來,全社區33人因患癌癥而亡,6年當兵體檢無一合格。增建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必須避免類似畏城坳社區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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