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試水工會薪資獨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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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劍麗 在基層的街鄉、中小企業啟動工會主席直選試點，並建立專項資金，由上級工會發放基層工會主席的工資——8月底北京市總工會正式啟動瞭工會改革試點，而上述舉措被認為是改變“老板工會”、資方主導工會的有利嘗試。 北京的探索並非首創，此前由全國總工會部署，北京等10個工會幹部職業化試點城市，率先推進工會幹部職業化等增強工會獨立性的制度探索。 有勞資關系專傢直言，這一系列變革，都是工會具體組織方式的有益探索。而就勞資矛盾的根本解決看，還需要進行綜合改革，諸如及時推出《工資條例》，自上而下為工人的維權提供法律武器；並需排定步驟，改革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富民窮”的扭曲格局。 工會人員薪資獨立 公開招聘工會專職工作者、直選主席、經費獨立，是工會獨立性改革的三大關鍵詞。 為此，北京市總工會已經醞釀瞭兩年。 據北京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在2009年，北京初步建立市、區、街鄉三級工會，包括市、區縣、街鄉(園區)工會服務中心(站)553個，街道、鄉鎮、園區建立工會服務站314個。 從今年開始，由各區縣工會負責，在街鄉級工會陸續啟動基層工會專職社會工作者公開招聘，經筆試面試等各個關卡後，到目前1013名專職工會工作者被錄用，其中不少擁有基層勞動仲裁、維權或者社工工作經驗。 在這些人中，最後有十餘人被選任擔當街道轄區內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的專職工會主席。 除街道一級基層工會主席的產生增加民主程序外，在企業一級，也在嘗試推進民主選舉，即由上級工會安排工會幹部派駐企業指導監督，確保通過選舉產生工會主席。 作為北京市首批“身份獨立”的工會主席，他們上任後，開始吸納區域內各類靈活就業人員、自由職業者加入聯合工會，目前開展的工作包括困難職工幫扶、協助會員進行集體合同簽訂、勞動糾紛協調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除瞭公開招聘選拔外，工會的獨立性更在於工會工作者乃至主席的工資，盡可能與轄區企業或企業聯合會脫鉤，實現經費獨立。 據北京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北京的試點辦法是對這些人員的工資進行補貼，分級負擔基層工會人員工資，比如對於專職工會主席，其工資由北京市政府投入三分之一，區政府投入三分之二。 同時，目前已由北京市、區兩級工會共同增加對街道總工會、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工作人員的工資投入。今年，市總工會對工會中大學生助理員每人每月補貼1400元，普通助理員補貼700元。 除瞭財政出資，在補貼基層工會幹部工資方面，工會經費也有空間。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喬健向本報介紹，截止到目前，全國已經有27個省實現瞭工會會費的稅務代征，在2003年，代征辦法剛出臺時全國工會會費僅有幾百萬元，到現在已經達到15億經費之巨。 喬建議，下一步在工會經費分割方面，需要擴大基層工會的留成比例，“可以嘗試開展企業專職工會幹部工資福利由工會經費負擔的試點”。 北京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總結，上述改革增加瞭工會工作獨立性，一方面以專職工作者逐漸取代兼職工作者；工會主席從優秀的專職工作者中篩選產生，不再從本區域、行業企業直接產生；一方面，從薪酬體系方面真正“切斷”工會主席和企業的聯系，使工會決策者不再受制於企業。 收入分配改革 對於工會直選、職業化等諸多強化獨立性的探索實驗，工會研究者的看法是肯定的，但也同時提請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並註意從源頭上進行系統配套改革。 喬健直言，從各地工會幹部的直選以及工資脫鉤看，初衷肯定是好的，但後續的效果還需進一步觀察。 他設想瞭一種情況，“上級工會給工會幹部發工資，企業也可能存在收買工會幹部的動機，比如為這些幹部發放更多補貼？出現這種情況怎麼辦？無疑，這需要探索更細化和有效的制度來遏制這種動機”。 “過去我們更多是自上而下，黨政工齊抓共管的工會格局，也出現瞭很多受制於領導層的‘老板工會’；現在則需要更多借鑒自下而上的力量，發動普通工人積極參與和監督，改變基層工會受到企業管理層牽制的局面。”喬健說。 喬補充說，通過工會改革緩解勞資矛盾的同時，更要註意到“官民矛盾”的解決，需要對現有收入分配格局進行積極調整。 喬健表示，“比起傳統的工業社會來說，當代勞資關系形勢更為復雜。其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政府攫取資源的能力很強，我們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常年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政府財政收入和職工工資的此長彼消，是一個不容否認的結果，需要下定決心推動改變。” |
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
北京試水工會薪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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