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最大的善舉:促進中國公司管理理念進步 |
作者:葉麗雅 巴菲特和蓋茨發起的“勸捐”晚宴引起瞭社會廣泛關註當全球最富有的兩個人——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去年5月在紐約召集億萬富豪秘密聚餐的時候,整個媒體圈炸開瞭鍋:這是個兼具財經影響力和娛樂性的好話題,具備一切成為好新聞的基本元素。據說當時是約翰·洛克菲勒做東,紐約市長邁克爾·彭博、金融大亨喬治·索羅斯皆有出席,餐會談論的主要話題是慈善捐贈。 今年,蓋茨和巴菲特(被戲稱為“巴比”)正式啟動瞭“捐贈誓言”活動(Giving Pledge)。他們攤開福佈斯400富豪榜,計劃遊說榜單上每一位富豪,希望這些富豪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前捐出至少一半的資產給慈善機構。2009年,福佈斯400富豪總資產高達1.2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如果巴比勸募成功,全球用於慈善的資金將增加6000萬美元。 這是個艱巨的任務。 5月份以來,蓋茨和巴菲特在美國又進行瞭2輪慈善捐贈主題宴會,據說已經有40餘位富豪發表瞭自己的捐贈誓言。現在這兩位富豪開始放眼全球,蓋茨及其夫人在倫敦邀請瞭當地富豪,緊接著印度和中國的富豪也分別收到邀請。9月29日,收到邀請的中國富豪將飛往北京赴宴。 誰是下一個捐贈者?“章魚哥”或許能給你一個完美的答案,美國已經有博彩網站提供這種競猜遊戲。 慈善資本主義 蓋茨和巴菲特隻是近10年來西方社會掀起的慈善資本主義熱潮中的兩位最突出的積極分子。 事實上,上世紀初,美國隻有寥寥幾個基金會,到瞭上世紀80年代初,基金會的數目增至2.2萬傢;到90年代中,增至 4萬傢。現在這一數字又已經翻倍達到8萬傢。而基金會資產的增值更是突飛猛進。2005年,美國的慈善捐贈總額為2602.8億美元,現在光是蓋茨和巴菲特的可捐贈資產已經達到1000億美元。 進入新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出現一個明顯的趨勢:慷慨再度流行,慈善成為富豪和名流們的新時尚。管理大師查爾斯·漢迪在《新慈善傢》一書中寫道,美國社會很早就有“回饋”的傳統,但以往的大部分捐贈方向都是宗教組織、自己的母校,或設立獎學金、資助醫院的新樓、博物館收藏品或歌劇。現在,慈善發生瞭變化,“慈善和慷慨得到瞭重新定義,美國從它對待世界窮人的一貫迷蒙冷淡態度中回醒過來”。 富豪們爭相捐錢已經不止是一種體面高雅的生活方式、花錢方法。特蕾莎·勞埃德為英國慈善總會所做的調查文章《富翁為什麼做慈善》中指出,富豪們想親身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想要幫助別人,而不僅僅是在支票上簽字,把錢捐贈出去瞭事。 提出“慈善資本”概念的高盛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傢加文·戴維斯也認為,目前的慈善市場和慈善投資效率偏低,商業成功人士應當為慈善事業付出時間和智慧,而不僅僅是支票。為此他決定自己開設咨詢公司,致力於打通慈善界與外部經濟世界的隔閡,創造一種貫通社會事務的混合影響力。2006年2月,《經濟學人》雜志發表瞭一篇題為“慈善資本主義的誕生”的文章,宣告這一新時代的到來。 這正是蓋茨和巴菲特現在所做的。2008年蓋茨宣佈從微軟退役,甚至還收起瞭高爾夫球桿,他覺得高爾夫太占用時間。自此他全職投入基金會工作,成為管理大師查爾斯·漢迪說的“新慈善傢”。 遠非做秀或者公關,慈善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超越瞭企業社會責任。 “人的本性中蘊藏著兩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關愛他人。資本主義利用瞭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瞭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但這隻服務於有錢人。而窮人就隻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21世紀的新型資本主義需要對此進行調整,通過市場的力量以及制度創新,來服務窮人。”2008年1月,蓋茨在達沃斯論壇發表的他自認為最重要的一次演講中集中闡述瞭自己的觀點。 蓋茨或許是第一個公開作此宣言的企業傢,理論界卻早有這方面的探討。管理大師亨利·明茨伯格在1983年的文章中寫道:“建立在一連串半真半假基礎上的自私綜合癥已經控制瞭我們的公司和社會,並控制瞭我們的思想……把我們從視自己為經濟人的狹隘見解,進一步退化到股東利益的扭曲價值觀……到視整個社會為不斷增長的繁榮幻象。所有這一切看起來那麼井井有條,就像一座用紙牌搭起的房子,在它完全倒塌之前,一整套截然不同的信念保持著它的平衡。”他在書裡引述進化生物學專傢厄恩斯特·梅伊爾的研究論述道,“社會群體間那種利他主義及和睦合作的傾向在物種的自然選擇中占有優勢。過去那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嚴格的利己主義——是建立在對動物,特別是社會性的動物種類,一知半解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舊有的模式需要通過慈善作為第三種分配方式來加以糾正。 蓋茨和巴菲特在全球發起捐贈誓言活動之後,雖然不少富豪並不喜歡這種太過高調的捐款模式,但迄今也已有40餘位億萬富豪宣誓贈予,其中包括微軟另一創始人保羅·艾倫,甲骨文創始人埃利森等等。而巴比晚宴在中國發出邀請函之後,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已經站出來表示,他決定自己去世後將所有資產捐贈給慈善機構,愛國者公司總裁馮軍也不甘落後,成為中國裸捐第二人。 “巴比”一生最大的善舉 然而,一些富豪選擇瞭用腳投票。 9 月8日,福佈斯中國網站上貼出瞭一篇意味深長的短文,稱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後將缺席巴比晚宴,因為他選擇瞭參加同一時間在澳大利亞舉行的2010年福佈斯全球CEO峰會。不久,江蘇遠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蔣錫培公開表示,“(巴菲特和蓋茨)他們的商業影響非常大,又希望用好財富,我們會向他們學習。但我們肯定會做得比他們好。請他們放心。不用勸我們。”阿裡巴巴集團主席馬雲也拿出他一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調調,“公開場合捐1元錢就可以瞭。”以表示自己對蓋茨和巴菲特兩位勸捐的態度。 很多中國富豪對巴比晚宴說“NO”,盡管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項目負責人做出“無需做捐款承諾”的解釋說明時依然如此。這背後每個人可能都有各自的考慮,但是作為一名旁觀者,從企業經營發展的角度看,他們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顯然,在做好事之前,企業首先應該做好自己的分內事,而這在中國私營企業中非常難得。 蓋茨之所以能夠在50歲出頭就從自己創辦的企業裡徹底退休,把所有的錢都捐贈出來,並全職投入慈善事業,除瞭個人的興趣愛好之外,也得益於西方企業良好的管理體系和完整的制度建設。例如,微軟接班人的培養早就在董事局的安排之中。而美國相對完善的慈善捐贈體系也讓蓋茨的捐贈作為個人行為絲毫不會影響到微軟的業務。 但在中國,很多私營企業的歷史很短,而且大都是典型的傢族企業,必須仰仗創始人的個人魅力和領導能力以及關系網絡才能順利運行。他們在挑選接班人時,由於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一般隻在選項無多的“富二代”中選擇,二代接班現在還是民營企業最大的管理風險。哪怕已經上市的公眾公司,也不見得就有一個完整的體系來支持企業脫離創始人獨自運營的風險,最近的國美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種狀況之下,企業傢本人自然無法投入太多時間和精力來參與慈善事業。 退一步講,哪怕他們把企業內部關系全部理順,可以捐贈瞭,如何捐贈、捐贈給誰也還是個巨大的問題。2008年底就計劃著要把自己名下大部分股票捐贈出來的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現在也還沒有機會看到以自己父親名字命名的河仁基金會的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媒體和網民懷疑福耀想要借機逃稅;另一方面,政府目前還不能接受股票或者其他有價證券捐贈的安排,因為股票或有價證券的監管權隸屬證監會,已經超出民政部門管轄的范圍。而無論是民政部還是證監會,對此類捐贈管理都還沒有先例。 “實際上,即便中國富人願意狠狠心,將所有股權、股票折現,成立基金會,恐怕也並非易事。理由是,所有基金會需要有‘業務主管單位同意設立的文件’才能設立。”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李華芳認為。而找到主管單位的難度甚至超過瞭資金方面的限制,以李連傑的聲望和努力都可能難免壹基金夭折的命運,其中的麻煩可見一斑。 巴比勸捐引起的立場和意見分歧,反映瞭中國尚處於慈善資本主義理念的啟蒙階段。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是後發展國傢的緣故,還在於目前制度環境(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欠缺對慈善事業造成的阻礙和扭曲。 從這個意義上講,巴菲特和蓋茨這兩位商業偶像此次來華勸捐,如果能給中國公司帶來管理理念上的進步,促使制度環境發生積極變化,那就是他們一生所做的最大的善舉瞭。 |
2013年12月16日星期一
“巴比”最大的善舉-促進中國公司管理理念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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